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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此種幾近童騃的對農村/都市、傳統/現代、好人/壞人的理解方式,以及那未經試鍊或衝擊的農村「純潔性」的意義何在等等,大概無需我多費唇舌反駁。我只想提醒一點,就是這種簡化的論述,反映的其實是作者缺乏著思考或表現都市問題的能力(阮義忠在《台北謠言》的「自問自答」文字裡,也頗誠實的,某種程度的承認了此點)。在此匱乏之下,作者於是既無法較深刻一些的反省、批判都市與「現代化」,也沒有能力或意願看到「純樸農鄉」的問題;農鄉是用來做為精神逃遁或心理治療的(如果不是做為都市人懷舊情調的消費符號的話),而都市則是以泛道德的語言或概念進行譴責。而這同時也是很偽善的:阮義忠,一如我們所有喜歡或不得不在都市中求存並實現自我的人,事實上畢竟也在都市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那麼,一方面讓都市成就了自己、並享受著它提供的各種資源,一方面又說都市是墮落罪惡陷阱廢墟、卻也從來沒有決心要放棄這「廢墟」裡的一切、並回到那不斷鼓舞著別人應該去擁抱熱愛的農村,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位友人問我,何以需要花這樣的篇幅討論阮義忠的作品,值得嗎?從某個意義來看,我恐怕也得同意這項疑惑--或許並不需要。可是,基於兩個理由,使這「需要」與否的問題,多少還可以再思辨:其一,如本文前面所提,長久以來論及阮義忠攝影的文字,極少出現自我彰揚與友情贊助之外的其他觀點,因此我們實難斷定持續吸收同一類觀點的媒體讀者,而非阮義忠作品本身,是否已不需要不同的評論意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阮義忠的作品和它們在讀者身上呈現的作用(假設那些效用於今依然顯著的話),我認為相當程度地代表或反映了台灣藝文創作界常見的一種共同特徵;延伸地看,這也正是台灣社會/文化的一個普遍性格;我試著將討論阮義忠作品的「必要性」,拉到這個意義層面來。



 台灣社會向來習於將具有崇高與深刻意涵的人道主義,表現成一種「溫情主義」的層次。這原是傳統社會的特質。但是,正如台權會會長黃文雄所言(中時,10.31),如果我們缺乏監督國家機器與發展公民社會的意願,使責任與道德無法有效分工,卻只會無限上綱「愛心」,將無法處理現代社會的問題。評論家顏厥安更早地在對大地震後的反省裡,也提出災後台灣之「愛的論述的大氾濫」這項準確的批判。



 溫情主義,是人道主義的一種通俗而廉價的認知和實踐形式,它因而易於被庸俗化或商品化為一種濫情主義的等而下之的層次,從而剝削了人道主義與愛。這類浮濫而輕易的「愛心、關懷」論述,充斥在政府與民間、反覆於藝文工作者與閱聽大眾之間。檢視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的藝文創作者,這樣的思考模式與精神面貌比比皆是:不僅攝影創作圈所生產的濫情文化相形特別嚴重,其他領域如舞蹈(在這個現象上,尤其以「雲門舞集」為最顯赫的代表)、通俗音樂、文字創作、評論生產、紀錄片作品……,都不乏這類例子。



 濫情主義的虛矯作品,固不值一談;好的、嚴肅認真的創作,如果仍只是將力氣放在「感動論述」的堆砌營造上,不斷將「感動」的效果強烈而立即地壓在閱聽者頭上,使讀者或觀眾只能沈浸在一種類似宗教聚會的氣氛裡,卻不能再有空間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別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資思考、或因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那麼,「感動論述」的盛行,反映的恐怕正好是創作語彙與思考能力的貧困。這樣的作品,鼓勵並強化了台灣溫情主義文化的持續再生與擴大。加上媒體總是只能夠以派對、節慶的心情配合或簇擁著這樣的文化/藝術生產,則創作者、民眾與社會都只好原地打轉,難以出現跨越性的進步。



 台灣主流藝文創作界之創作語彙的貧乏,主因之一是由於目前成為明星級的、或擁有充沛資源的創作者,其創作語彙與思考方式大體上仍傳承自七○年代。若回到阮義忠的例子,雖然他的作品尚不至於能代表七○年代起那一批最精采的創作者及其作品,但阮確實很努力的想在其攝影作品中,與台灣七○年代的精神面貌掛鉤。七○年代的理想氣質與純潔情懷固然可貴亦可敬,但死守著那個相對地說屬於「純真年代」裡的語言與思惟,除了情操上的自我證明,只怕很難對付九○年代以至於新世紀的社會情境。如果明知這種語彙的無力,而懶得在語言/思惟上反省、突破以跟上時代變遷,只是將逐漸無效的語言操作為一種藝術標準或創作方向上的壟斷,並且覺得可以理直氣壯的進行這樣的壟斷,則反映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批評工作。



 溫情感性文化的盛行不輟,說明了台灣無論怎麼自我吹噓,仍未脫「前現代社會」的體質。如果阮義忠(或者譬如林懷民的雲門,無論哪一種層次與規格)的作品訊息,在台灣繼續有「市場」的話(至於他們在國外也有市場甚至口碑,則有著另一套文化邏輯,此處無篇幅細談),則可能表示了不僅是創作者,而且是做為閱聽者的我們,以至於整個社會,都告別不了二十世紀。我們既無能力,亦無意願。我們的身體與慾望行走在消費社會裡,心態與思考則停頓在農業社會中。在這種身心分裂的混亂狀態裡,我們連老老實實地面對並且承認自己無能處理的勇氣都沒有;西方文化歷史脈絡下循序發展的理性、反省與深刻之自我批評的那個二十世紀,我們還是沒有真正經驗過,最多不過剛剛起步。那麼,我們憑什麼能夠「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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