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老師；嚴格的說，我曾經是一位國小老師，任教於台南的一所小學，然而現在授課的講台已經不在教室裡了。
每天來聽課的學生比以前多了好幾十倍，但多半是匆匆的走過我的身前，他們有注意到我吶喊的嘴型嗎？十年前的一天，我也是對著鏡前的自己喃喃說些什麼，一笑一怒間牽動臉龐的肌理，清晰的線條才剛劃過腦海，再過一會兒卻又如水痕般逸去。
「先生，不好意思，請問能替你照張相嗎？」
聽起來像是年輕人，我朝著聲音的方向點點頭，過了觀光的熱潮後，這樣的情形已經不常見了；也或許之前在一旁拍照的人很少上前知會一聲吧，畢竟街頭藝人應該也屬於這條大街上的風景，悄悄的融入，曾幾何時也緩緩淡出。
＊ ＊ ＊
先是坐在辦公桌前，一份份批閱著學生們的考卷，一整個下午下來的疲累讓渾身酸痛，仰躺在椅背上抬頭看著天花板旋轉的大型電扇葉片，錯覺似的感到它們動的飛快，快的彷彿看不清移動的軌跡，然而身心的悶熱卻始終沒能消減，回過頭想繼續桌上先前沒改完的考卷，像是整個夏天的熱氣蒸騰都擠進了玻璃墊上的小空間，鮮紅色的分數字跡如同橡皮筋在眼前跳動著；我直覺的是自己在學校月考的期間太過勞累產生的現象，將眼鏡摘下擺好，慎重其事的閉上眼，雙手覆蓋著臉緩緩的按摩，指縫間滲出的汗水令我彷彿洗過一把臉，當我戴回眼鏡，再度凝視著那成疊的白紙，放鬆後的視線卻怎樣也沒辦法將焦點落在一個個鉛印黑字上，那活像一群在爬動的小螞蟻，我伸出手在最上頭的一張考卷來回抹拭，連個餅乾屑也沒有；「小林！這辦公室影印機是怎麼回事？印出來的考卷這麼不清楚？」我高喊著請還留在學校的實習老師幫忙，他小跑步過來，拿起幾乎被我冷汗糊濕的那張考卷，對著日光燈瞧了半天，笑著說：「劉老師你喝茶時把水潑出來了吧？字跡模糊也只有這塊濕掉的地方啊，而且你看其他考卷都挺清楚的，影印機應該沒有問題吧！前天我才用掉半個月的薪水換了打印噴頭，又不能報公帳......」小林手指著其他堆放的考卷說著，接下來的話語嗡嗡在耳畔作響卻聽不真切，像是隔了好幾個山頭有人在對你喊話一樣，沒有回應他接下來抱怨的牢騷，「大概是昨天沒睡好吧，頭有點痛。」「那劉老師你可得多休息呢，每回月考完各科四五十份的考卷改下來，頭不痛都得痛了，保重些。」腳步聲遠去，我頭埋近臂彎趴在桌上，對未來日子的景象越發的清晰起來。
「劉先生，像這樣子的偶發性視力衰退如果在發現的初期就來就診，治癒的機率比較大，但是您現在的視力相當於一千度的弱視，我只能先幫您配一副矯正眼鏡，待會開的幾罐眼藥水，回家後要記得照三餐點......」帶著新配好的眼鏡和一小包一小包的藥袋，起初在課堂上還能憑著印象裡學生們的座位、高矮胖瘦的身形叫出名字，漸漸的、手指在黑板溝槽中來回摸索著白色粉筆成為一種習慣，坐在講台正前方的學生得小心不被無意間撞翻的筆筒砸到，喊錯別人名字是家常便飯；我的世界傾斜向黯淡的一角，身旁走過的人們只餘下晃動的身影。當那天下課後孩子們都離開校園、歡樂的談笑也遠去，空蕩蕩的教室裡，日光燈開與不開對我已無所謂的時候，握緊的拳頭不爭氣的在講桌上捶打，「碰！碰！碰！」迴響的聲音傳開、又傳回到我耳中，現在只剩下這些震撼還能感受到了。
隔天向校長遞出了辭呈，當然，我還是有那麼一點辦法可以在學校繼續教下去，但是無所謂地站在已經佇立十幾個年頭的講台，儘管別人不說，過去的自己彷彿也會嘲笑，「走吧！走吧！」內心有那樣的聲音在喊著，又要走去哪裡好呢？不從事教職後的自己，又該做些什麼來養家活口？帶上黑墨鏡總讓人聯想起按摩師的職業，現在自己竟和那樣的身影若合符節的相似起來，該有的淚水早在那一個學生離去的下午、無人的教室內流盡，現在只剩下滯澀的笑容，很淺，像透過漆黑眼皮對光線所作的反應一樣。帶著家人，我翻過山頭來到花蓮的他鄉，或許是不願意再見到以往曾教導過的門生吧！更何況，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在人潮熙熙攘攘的街頭、守著孤零零的長板桌、高豎「鐵口直斷」的招牌怯生生的立在一旁，何其諷刺的，我往昔在課堂上最大力批評的就是那些老舊的迷信哪！用平日講授生難字彙、傳達科學知識的三吋不爛之舌，換上了迎合顧客性情的包裝，戰戰兢兢的隨波逐流；我開始想：「我沒有雙眼，還剩下張嘴，難道就只能是這樣子了嗎？」。在算命攤前，空閒的時候不少，排遣無奈又空洞的心靈，我身旁往往擺著一只手風琴，大學畢業之後大概就沒碰過了的吹嘴，第一次親吻它，還有點生澀，然而隨著響喨的琴音流瀉而出，旁人看不見的音符，我彷彿感受的加倍清楚，從小到大沒有正式上過幾回音樂課，我的音韻不是著落在五線譜上、是跳動在時鐘的分針秒針上頭、是悠悠的停泊在記憶裡的小湖上、承載著夢想的小舟。均勻的吹著氣，手拉扯著風箱，鼓動出來的除了活潑輕快的樂聲之外，我明白它還有些更深沉的什麼，這是光靠嘴難以訴說的。
「啪啪啪啪啪......」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掌聲，是在大三那年的晚會表演口風琴後的近二十年；花蓮火車站前的遊客們大多興沖沖前往旅遊中心詢問著附近觀光景點方向、再不然便是走向隔鄰的租車行；我算準了下一班火車還沒到站前，應該不會有人這麼無聊到來這裡算命吧？沉浸在自己一人的世界中，吹奏了一曲「基隆山之戀」，誰知道結束後還沒換過一口氣，聽起來像是站在擺攤的桌前，傳來一個人的掌聲，足足響了有快一分鐘，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來不及放下手上的風琴，我感覺面前的那人已經拉開椅子自己坐下，連忙開口招呼：「先生想要問什麼的事情？愛情？事業？還是家庭......」話說到一半，對面的人握住我空在桌上的左手，講話不快，但是他說的一字一句都緩緩牽引著思緒的方向，他慢慢說，我也希望一直聽下去；「您是劉老師吧，我是台北市文化局的張慕民，在台北捷運公司的規劃中，有一項依據各地風情而開放的街頭藝人表演活動，允許具有這方面專才的人可以長駐在幾個捷運站點，剛剛聽您演奏了幾首歌，不知道有沒有興趣來申請這個街頭藝人的名額，我這有一份報名簡章......」
張先生的出現，讓我對即將到來的改變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畢竟從沒想過自己會從事一個表演性質的職業，最早選擇當老師，不過是求一份穩定，在隨著雙眼失明後，生活除了靠政府微薄的一點補助津貼，其實一直很難有所進展；在提交那份街頭藝人的申請後，不到兩個月，竟然真的收到台北寄來的通知跟接到了電話，我被安排的第一個表演地點是在淡水捷運站，能夠掛上一個牌子，上頭表示的意思明明白白是「合法街頭藝人」，當然該算是一件好事，最起碼現在我不必在算命攤前和客人們亂嚼舌根，每天穿著筆挺的西服，在來來往往的觀光客中，也不必擔心警察的違規取締；在街頭工作的時候，有些時候張先生也會出現在「眼前」，提了盒雞腿便當，「肉粽阿，歇睏一下，今天來聽的人多嗎？」；我的名字用台語唸起來跟「肉粽」很像，張先生聽著朋友這麼稱呼，也就跟著叫了起來；我只是點點頭，雖然整個上午我沒說幾句話，然而吹奏口風琴的同時，已經彷彿用音樂傾訴了千言萬語，再多說話也覺得有些倦；當張先生坐在旁邊時，往往彼此的對話都只是我聽、他說，抱怨著有文化素養的人還不夠多、抱怨著國家對文化產業的消極態度、抱怨著......。有時我也插上兩句話：「可是我看最近來聽我拉琴的人不少哇！」，他應該是搖頭苦笑的回答：「那是我們局裡的人三催四請才請電視台打了幾回廣告、效力有限；這親像治標、不能治本哪！更何況接下來就是選舉的季節，電視新聞都被那些競選的新聞佔了，我們文化局預算又不夠搶到熱門時段的廣告，後幾個月你就要卡忍著點。」
反正看不見，後來那陣子是否真的遊人變少了我也瞧不出來，倒是天氣一天天的轉涼，淡水靠海邊風大，除了三三兩兩的情侶外，比較少人有興致來觀光倒是真的；到了農曆年前夕，人潮又像是突然被喚醒似的從四面八方擁來，這次張先生出現帶來消息：「肉粽，今年除夕幾天比較冷，你先別在淡水拉了，初一過後那幾天我替你安排了在台北車站的地下街，到時候再領你去定點坐。」經他這麼一提，我才發現原本的西裝襯衫似乎有些單薄，過年到了也該買件新衣打扮一下；於是衝著他說話的地方點頭笑了笑，感謝一直以來的照顧。到了農曆正月初三那天，我一早就跟著張先生來到台北車站內，這裡沒有呼嘯的冷風穿過迴廊，的確暖和許多，而從腳步聲聽來，經過的人群也比淡水那裡要來的頻繁，我朝他笑著說：「你先去忙吧！中午再帶雞腿便當來看我。」，張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腳步聲漸行漸遠。
＊ ＊ ＊
在今天這樣天氣裡還肯出來逛街的都會是什麼人呢？我出來表演是為了路人們的一點注意，還有自己生活的藝術價值（這是後來和張先生聊天中他對我說的），那麼其他的人呢？一邊想著事情，鼓動的風箱也不曾停過，當這曲拉完時，又聽到了熟悉的掌聲響起，其實真要說起來，對於張先生常常提起的現代人文化素養低落，我不是挺認同的；不論是在以前教書的日子，還是如今的吹彈之間，文化這兩個字一直都在，學校的課本裡不也常上到許多「文化基本教材」嗎？聽說在這條捷運地下街裡的街頭藝人也不只我一個呢！這麼說來，藝術及文化還算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知道張先生回頭聽到我這種論調又要說些什麼了。
「先生，我照完相了，很謝謝你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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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名街頭藝人名為劉懋章，的確曾為國小老師，後因雙眼重度弱視而失明，然其中情節除以上兩事實之外，皆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巧合。
每天來聽課的學生比以前多了好幾十倍，但多半是匆匆的走過我的身前，他們有注意到我吶喊的嘴型嗎？十年前的一天，我也是對著鏡前的自己喃喃說些什麼，一笑一怒間牽動臉龐的肌理，清晰的線條才剛劃過腦海，再過一會兒卻又如水痕般逸去。
「先生，不好意思，請問能替你照張相嗎？」
聽起來像是年輕人，我朝著聲音的方向點點頭，過了觀光的熱潮後，這樣的情形已經不常見了；也或許之前在一旁拍照的人很少上前知會一聲吧，畢竟街頭藝人應該也屬於這條大街上的風景，悄悄的融入，曾幾何時也緩緩淡出。
＊ ＊ ＊
先是坐在辦公桌前，一份份批閱著學生們的考卷，一整個下午下來的疲累讓渾身酸痛，仰躺在椅背上抬頭看著天花板旋轉的大型電扇葉片，錯覺似的感到它們動的飛快，快的彷彿看不清移動的軌跡，然而身心的悶熱卻始終沒能消減，回過頭想繼續桌上先前沒改完的考卷，像是整個夏天的熱氣蒸騰都擠進了玻璃墊上的小空間，鮮紅色的分數字跡如同橡皮筋在眼前跳動著；我直覺的是自己在學校月考的期間太過勞累產生的現象，將眼鏡摘下擺好，慎重其事的閉上眼，雙手覆蓋著臉緩緩的按摩，指縫間滲出的汗水令我彷彿洗過一把臉，當我戴回眼鏡，再度凝視著那成疊的白紙，放鬆後的視線卻怎樣也沒辦法將焦點落在一個個鉛印黑字上，那活像一群在爬動的小螞蟻，我伸出手在最上頭的一張考卷來回抹拭，連個餅乾屑也沒有；「小林！這辦公室影印機是怎麼回事？印出來的考卷這麼不清楚？」我高喊著請還留在學校的實習老師幫忙，他小跑步過來，拿起幾乎被我冷汗糊濕的那張考卷，對著日光燈瞧了半天，笑著說：「劉老師你喝茶時把水潑出來了吧？字跡模糊也只有這塊濕掉的地方啊，而且你看其他考卷都挺清楚的，影印機應該沒有問題吧！前天我才用掉半個月的薪水換了打印噴頭，又不能報公帳......」小林手指著其他堆放的考卷說著，接下來的話語嗡嗡在耳畔作響卻聽不真切，像是隔了好幾個山頭有人在對你喊話一樣，沒有回應他接下來抱怨的牢騷，「大概是昨天沒睡好吧，頭有點痛。」「那劉老師你可得多休息呢，每回月考完各科四五十份的考卷改下來，頭不痛都得痛了，保重些。」腳步聲遠去，我頭埋近臂彎趴在桌上，對未來日子的景象越發的清晰起來。
「劉先生，像這樣子的偶發性視力衰退如果在發現的初期就來就診，治癒的機率比較大，但是您現在的視力相當於一千度的弱視，我只能先幫您配一副矯正眼鏡，待會開的幾罐眼藥水，回家後要記得照三餐點......」帶著新配好的眼鏡和一小包一小包的藥袋，起初在課堂上還能憑著印象裡學生們的座位、高矮胖瘦的身形叫出名字，漸漸的、手指在黑板溝槽中來回摸索著白色粉筆成為一種習慣，坐在講台正前方的學生得小心不被無意間撞翻的筆筒砸到，喊錯別人名字是家常便飯；我的世界傾斜向黯淡的一角，身旁走過的人們只餘下晃動的身影。當那天下課後孩子們都離開校園、歡樂的談笑也遠去，空蕩蕩的教室裡，日光燈開與不開對我已無所謂的時候，握緊的拳頭不爭氣的在講桌上捶打，「碰！碰！碰！」迴響的聲音傳開、又傳回到我耳中，現在只剩下這些震撼還能感受到了。
隔天向校長遞出了辭呈，當然，我還是有那麼一點辦法可以在學校繼續教下去，但是無所謂地站在已經佇立十幾個年頭的講台，儘管別人不說，過去的自己彷彿也會嘲笑，「走吧！走吧！」內心有那樣的聲音在喊著，又要走去哪裡好呢？不從事教職後的自己，又該做些什麼來養家活口？帶上黑墨鏡總讓人聯想起按摩師的職業，現在自己竟和那樣的身影若合符節的相似起來，該有的淚水早在那一個學生離去的下午、無人的教室內流盡，現在只剩下滯澀的笑容，很淺，像透過漆黑眼皮對光線所作的反應一樣。帶著家人，我翻過山頭來到花蓮的他鄉，或許是不願意再見到以往曾教導過的門生吧！更何況，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在人潮熙熙攘攘的街頭、守著孤零零的長板桌、高豎「鐵口直斷」的招牌怯生生的立在一旁，何其諷刺的，我往昔在課堂上最大力批評的就是那些老舊的迷信哪！用平日講授生難字彙、傳達科學知識的三吋不爛之舌，換上了迎合顧客性情的包裝，戰戰兢兢的隨波逐流；我開始想：「我沒有雙眼，還剩下張嘴，難道就只能是這樣子了嗎？」。在算命攤前，空閒的時候不少，排遣無奈又空洞的心靈，我身旁往往擺著一只手風琴，大學畢業之後大概就沒碰過了的吹嘴，第一次親吻它，還有點生澀，然而隨著響喨的琴音流瀉而出，旁人看不見的音符，我彷彿感受的加倍清楚，從小到大沒有正式上過幾回音樂課，我的音韻不是著落在五線譜上、是跳動在時鐘的分針秒針上頭、是悠悠的停泊在記憶裡的小湖上、承載著夢想的小舟。均勻的吹著氣，手拉扯著風箱，鼓動出來的除了活潑輕快的樂聲之外，我明白它還有些更深沉的什麼，這是光靠嘴難以訴說的。
「啪啪啪啪啪......」再一次聽到這樣的掌聲，是在大三那年的晚會表演口風琴後的近二十年；花蓮火車站前的遊客們大多興沖沖前往旅遊中心詢問著附近觀光景點方向、再不然便是走向隔鄰的租車行；我算準了下一班火車還沒到站前，應該不會有人這麼無聊到來這裡算命吧？沉浸在自己一人的世界中，吹奏了一曲「基隆山之戀」，誰知道結束後還沒換過一口氣，聽起來像是站在擺攤的桌前，傳來一個人的掌聲，足足響了有快一分鐘，這讓我有些受寵若驚，來不及放下手上的風琴，我感覺面前的那人已經拉開椅子自己坐下，連忙開口招呼：「先生想要問什麼的事情？愛情？事業？還是家庭......」話說到一半，對面的人握住我空在桌上的左手，講話不快，但是他說的一字一句都緩緩牽引著思緒的方向，他慢慢說，我也希望一直聽下去；「您是劉老師吧，我是台北市文化局的張慕民，在台北捷運公司的規劃中，有一項依據各地風情而開放的街頭藝人表演活動，允許具有這方面專才的人可以長駐在幾個捷運站點，剛剛聽您演奏了幾首歌，不知道有沒有興趣來申請這個街頭藝人的名額，我這有一份報名簡章......」
張先生的出現，讓我對即將到來的改變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畢竟從沒想過自己會從事一個表演性質的職業，最早選擇當老師，不過是求一份穩定，在隨著雙眼失明後，生活除了靠政府微薄的一點補助津貼，其實一直很難有所進展；在提交那份街頭藝人的申請後，不到兩個月，竟然真的收到台北寄來的通知跟接到了電話，我被安排的第一個表演地點是在淡水捷運站，能夠掛上一個牌子，上頭表示的意思明明白白是「合法街頭藝人」，當然該算是一件好事，最起碼現在我不必在算命攤前和客人們亂嚼舌根，每天穿著筆挺的西服，在來來往往的觀光客中，也不必擔心警察的違規取締；在街頭工作的時候，有些時候張先生也會出現在「眼前」，提了盒雞腿便當，「肉粽阿，歇睏一下，今天來聽的人多嗎？」；我的名字用台語唸起來跟「肉粽」很像，張先生聽著朋友這麼稱呼，也就跟著叫了起來；我只是點點頭，雖然整個上午我沒說幾句話，然而吹奏口風琴的同時，已經彷彿用音樂傾訴了千言萬語，再多說話也覺得有些倦；當張先生坐在旁邊時，往往彼此的對話都只是我聽、他說，抱怨著有文化素養的人還不夠多、抱怨著國家對文化產業的消極態度、抱怨著......。有時我也插上兩句話：「可是我看最近來聽我拉琴的人不少哇！」，他應該是搖頭苦笑的回答：「那是我們局裡的人三催四請才請電視台打了幾回廣告、效力有限；這親像治標、不能治本哪！更何況接下來就是選舉的季節，電視新聞都被那些競選的新聞佔了，我們文化局預算又不夠搶到熱門時段的廣告，後幾個月你就要卡忍著點。」
反正看不見，後來那陣子是否真的遊人變少了我也瞧不出來，倒是天氣一天天的轉涼，淡水靠海邊風大，除了三三兩兩的情侶外，比較少人有興致來觀光倒是真的；到了農曆年前夕，人潮又像是突然被喚醒似的從四面八方擁來，這次張先生出現帶來消息：「肉粽，今年除夕幾天比較冷，你先別在淡水拉了，初一過後那幾天我替你安排了在台北車站的地下街，到時候再領你去定點坐。」經他這麼一提，我才發現原本的西裝襯衫似乎有些單薄，過年到了也該買件新衣打扮一下；於是衝著他說話的地方點頭笑了笑，感謝一直以來的照顧。到了農曆正月初三那天，我一早就跟著張先生來到台北車站內，這裡沒有呼嘯的冷風穿過迴廊，的確暖和許多，而從腳步聲聽來，經過的人群也比淡水那裡要來的頻繁，我朝他笑著說：「你先去忙吧！中午再帶雞腿便當來看我。」，張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腳步聲漸行漸遠。
＊ ＊ ＊
在今天這樣天氣裡還肯出來逛街的都會是什麼人呢？我出來表演是為了路人們的一點注意，還有自己生活的藝術價值（這是後來和張先生聊天中他對我說的），那麼其他的人呢？一邊想著事情，鼓動的風箱也不曾停過，當這曲拉完時，又聽到了熟悉的掌聲響起，其實真要說起來，對於張先生常常提起的現代人文化素養低落，我不是挺認同的；不論是在以前教書的日子，還是如今的吹彈之間，文化這兩個字一直都在，學校的課本裡不也常上到許多「文化基本教材」嗎？聽說在這條捷運地下街裡的街頭藝人也不只我一個呢！這麼說來，藝術及文化還算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知道張先生回頭聽到我這種論調又要說些什麼了。
「先生，我照完相了，很謝謝你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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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該名街頭藝人名為劉懋章，的確曾為國小老師，後因雙眼重度弱視而失明，然其中情節除以上兩事實之外，皆屬虛構，如有雷同，純係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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