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ean & Mt. Forever

在這邊引述一段文字，一段讓我看了之後，在昨天晚上被窩裡啜泣的故事。

引用新聞連結：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790000/newsid_791600/791621.stm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590000/newsid_4597000/4597091.stm
（瑞典停用核電的影響）

　「聯盟迷」、「球隊迷」或是「球員迷」都不算是真正的「棒球迷」，因為他們經常在太為其喜愛的聯盟、球隊或球員著想時，反而傷害到了「棒球」而不自知。...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storypage.jsp?f_ART_ID=18310

　以下的這篇文章，是由我既敬愛又討厭的一位先生所寫的，敬愛的地方是，他的勇敢直言，是在學術界中罕有的奇蹟，讓自己丟了官、也差點污了名，而充滿感性的文章，我把他列為跟吳念真導演是同樣具有煽動力的神奇文字；讓我討厭的一點是，他的道德潔癖其實某種程度上打動了我，要是沒有他，小豬不會用厭惡的眼光看社會（起碼我可以學習自我催眠，但是有了他在我旁邊喃喃自語，我就再也無法假裝聽不見了），但是不論如何，要是接下來十年的社會中，台灣人不至於在心靈上有太多的沉淪，功勞是該算他一份－－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先生。

　對於此種幾近童騃的對農村／都市、傳統／現代、好人／壞人的理解方式，以及那未經試鍊或衝擊的農村「純潔性」的意義何在等等，大概無需我多費唇舌反駁。我只想提醒一點，就是這種簡化的論述，反映的其實是作者缺乏著思考或表現都市問題的能力（阮義忠在《台北謠言》的「自問自答」文字裡，也頗誠實的，某種程度的承認了此點）。在此匱乏之下，作者於是既無法較深刻一些的反省、批判都市與「現代化」，也沒有能力或意願看到「純樸農鄉」的問題；農鄉是用來做為精神逃遁或心理治療的（如果不是做為都市人懷舊情調的消費符號的話），而都市則是以泛道德的語言或概念進行譴責。而這同時也是很偽善的：阮義忠，一如我們所有喜歡或不得不在都市中求存並實現自我的人，事實上畢竟也在都市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方式；那麼，一方面讓都市成就了自己、並享受著它提供的各種資源，一方面又說都市是墮落罪惡陷阱廢墟、卻也從來沒有決心要放棄這「廢墟」裡的一切、並回到那不斷鼓舞著別人應該去擁抱熱愛的農村，這是怎麼回事呢？



　一位友人問我，何以需要花這樣的篇幅討論阮義忠的作品，值得嗎？從某個意義來看，我恐怕也得同意這項疑惑－－或許並不需要。可是，基於兩個理由，使這「需要」與否的問題，多少還可以再思辨：其一，如本文前面所提，長久以來論及阮義忠攝影的文字，極少出現自我彰揚與友情贊助之外的其他觀點，因此我們實難斷定持續吸收同一類觀點的媒體讀者，而非阮義忠作品本身，是否已不需要不同的評論意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阮義忠的作品和它們在讀者身上呈現的作用（假設那些效用於今依然顯著的話），我認為相當程度地代表或反映了台灣藝文創作界常見的一種共同特徵；延伸地看，這也正是台灣社會／文化的一個普遍性格；我試著將討論阮義忠作品的「必要性」，拉到這個意義層面來。



　台灣社會向來習於將具有崇高與深刻意涵的人道主義，表現成一種「溫情主義」的層次。這原是傳統社會的特質。但是，正如台權會會長黃文雄所言（中時，10.31），如果我們缺乏監督國家機器與發展公民社會的意願，使責任與道德無法有效分工，卻只會無限上綱「愛心」，將無法處理現代社會的問題。評論家顏厥安更早地在對大地震後的反省裡，也提出災後台灣之「愛的論述的大氾濫」這項準確的批判。



　溫情主義，是人道主義的一種通俗而廉價的認知和實踐形式，它因而易於被庸俗化或商品化為一種濫情主義的等而下之的層次，從而剝削了人道主義與愛。這類浮濫而輕易的「愛心、關懷」論述，充斥在政府與民間、反覆於藝文工作者與閱聽大眾之間。檢視近二、三十年來台灣的藝文創作者，這樣的思考模式與精神面貌比比皆是：不僅攝影創作圈所生產的濫情文化相形特別嚴重，其他領域如舞蹈（在這個現象上，尤其以「雲門舞集」為最顯赫的代表）、通俗音樂、文字創作、評論生產、紀錄片作品……，都不乏這類例子。



　濫情主義的虛矯作品，固不值一談；好的、嚴肅認真的創作，如果仍只是將力氣放在「感動論述」的堆砌營造上，不斷將「感動」的效果強烈而立即地壓在閱聽者頭上，使讀者或觀眾只能沈浸在一種類似宗教聚會的氣氛裡，卻不能再有空間做其他的思考，或者辨別作品中究竟有多少可資思考、或因為真正深刻所以感人的材料，那麼，「感動論述」的盛行，反映的恐怕正好是創作語彙與思考能力的貧困。這樣的作品，鼓勵並強化了台灣溫情主義文化的持續再生與擴大。加上媒體總是只能夠以派對、節慶的心情配合或簇擁著這樣的文化／藝術生產，則創作者、民眾與社會都只好原地打轉，難以出現跨越性的進步。



　台灣主流藝文創作界之創作語彙的貧乏，主因之一是由於目前成為明星級的、或擁有充沛資源的創作者，其創作語彙與思考方式大體上仍傳承自七○年代。若回到阮義忠的例子，雖然他的作品尚不至於能代表七○年代起那一批最精采的創作者及其作品，但阮確實很努力的想在其攝影作品中，與台灣七○年代的精神面貌掛鉤。七○年代的理想氣質與純潔情懷固然可貴亦可敬，但死守著那個相對地說屬於「純真年代」裡的語言與思惟，除了情操上的自我證明，只怕很難對付九○年代以至於新世紀的社會情境。如果明知這種語彙的無力，而懶得在語言／思惟上反省、突破以跟上時代變遷，只是將逐漸無效的語言操作為一種藝術標準或創作方向上的壟斷，並且覺得可以理直氣壯的進行這樣的壟斷，則反映我們實在需要更多的批評工作。



　溫情感性文化的盛行不輟，說明了台灣無論怎麼自我吹噓，仍未脫「前現代社會」的體質。如果阮義忠（或者譬如林懷民的雲門，無論哪一種層次與規格）的作品訊息，在台灣繼續有「市場」的話（至於他們在國外也有市場甚至口碑，則有著另一套文化邏輯，此處無篇幅細談），則可能表示了不僅是創作者，而且是做為閱聽者的我們，以至於整個社會，都告別不了二十世紀。我們既無能力，亦無意願。我們的身體與慾望行走在消費社會裡，心態與思考則停頓在農業社會中。在這種身心分裂的混亂狀態裡，我們連老老實實地面對並且承認自己無能處理的勇氣都沒有；西方文化歷史脈絡下循序發展的理性、反省與深刻之自我批評的那個二十世紀，我們還是沒有真正經驗過，最多不過剛剛起步。那麼，我們憑什麼能夠「告別」？








　

　　看底下的這篇文章之前，小豬由衷的希望大家也能夠去看Kevin所主演的這部The Dream of Field（譯：美夢成真），它也演出過「For Love of the Game（譯：心靈投手）」一片，年輕時就善導、也善演的Kevin Costner，對棒球有著一股熱愛，跟我們很多球迷一樣，儘管自己球技只有三腳貓功夫（可能凱文可以有三腳半，第四隻腳是義肢），仍然喜歡看球、在場邊和夥伴們傳球同樂，這也是運動所帶來很純粹的快樂......



　　但是，曾幾何時，那些讓人愉悅的記憶，像是被竄改了一樣，蒙上了層陰影，以下的這篇文章，說出了不少小豬也想說的話，雖然是有些教條，不過在這個時候，對社會最直接的反應也是種不錯的反應。





　　　





＊　＊　＊

文／陳正益  節錄至HIT職棒雜誌8月份27號



　　黃昏漸漸降臨大地，晚風吹得玉米田窸窣作響，凱文科斯納獨自站在他建造而成,位處荒郊野外的棒球場，終於等到了他夢中的神蹟--從比人還高，心裡都陰森森的玉米田裡，緩緩走出八個永遠活在球迷心中的棒球鬼。

 

　　這是十五年前上映的"夢幻成真"裡最讓美國棒球迷心悸的一幕。遺憾的是，台灣職業棒球並沒有從這部電影裡得到教訓，照樣在黑襪事件發生的七十幾年後，"夢幻成真"上映的七年後，爆發了傷透人心的黑鷹事件。
生為棒球人，死為棒球鬼

　　"夢幻成真"裡說的其實不是美夢，而是美國棒球迷揮之不去，想忘又不敢忘的一個惡夢。另一部"八人出局"的冷門電影，描述地正是那八個棒球鬼的故事。台灣職業棒球永留遺憾的黑鷹事件，也就是黑襪事件的翻版; 當凱文科斯納終於蓋好他夢中的棒球場時，悠悠現身的第一個"棒球鬼"則是黑襪事件中最受爭議的外野手"無鞋喬"。



　　幾十年後，也許台灣棒壇還在猜測黑應涉案球員的無辜程度，而如果有人拍攝類似的電影，最具爭議分量的"棒球鬼"，可能是廖敏雄和曾貴章。很多人說，從數據表現來看，很難相信棒球王子廖敏雄和曾貴章有打放水球。無獨有偶，86年前的黑襪事件中，也剛好有兩個人看起來很無辜。



無鞋喬打假球，怎麼可能？



　　這八個人中，只有在世界大賽中寫下0.324高打擊率的三壘手Buck Weaver不肯認罪，而且直到1958年含恨過世之前，都不斷透過各種途徑為自己申怨，但在廣大的美國球迷心中，最不能接受的卻是外野手Joe Jackson竟然位居八人之列。



　　同情無鞋喬的人的球迷認為他太愛棒球，不可能為了一萬美金出賣棒球，更直接的證據則是，他在八場比賽中演出0失誤，甚至締造了兩隊最高的0.375打擊率，擊出一隻全壘打，為白襪隊打回6分打點。但是，不論是在公開場合，或私下，無鞋喬卻從來沒有為自己辯白過。許多球迷都說，無鞋喬之所以從來沒有為自己辯白，是因為"沒有辯白的能力"。



　　"八人出局"這部電影，當然也得面對無鞋喬的清白與否。編劇的抉擇，是無鞋喬拒絕收錢，但白手套還是硬塞了一萬美元現金在他的枕頭下，成為後來難以動搖的鐵証。
打放水球，並非都只為錢

　　無鞋喬是無辜的嗎? 廖敏雄是無辜的嗎? 雖然他們都從來沒有公開為自己辯白，但還是有很多人相信，廖敏雄就是台灣版的無鞋喬。只是沒有能力拒絕"賢拜"的壓力，並沒有真的打放水球。



　　根據許多球迷言之鑿鑿，在被永久逐出棒球之後，穿黑襪的八個白襪人裡，只有無鞋喬不斷被人發現改名換姓在美國各地打棒球，而且為了不讓人發現是他，無鞋喬的旅程永無終站，從來不在同一個地方久留。



　　作為球迷，我始終覺得我們也許永遠也得不到真相，卻沒有理由不同情無鞋喬或廖敏雄－－孤單單的一個打球孩子，怎麼可能抵擋白手套，黑手套的雙重壓力?



只因為他不夠聰明...

　　球場上的無鞋喬是個棒球天才，然後對無鞋喬來說，和他最沒緣分的就是"知識"。他只是個貧農子弟，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天正規教育，是個徹頭徹尾的文盲，除了對棒球的值著，更不曾展現過任何聰明智慧。同情他的美國球迷因此認定，無鞋喬沒有為自己辯白，就是因為他沒讀過書，只能當個隨波逐流的可憐蟲。



　　比起如今，球員教育程度與無鞋喬有天壤之別。但是，在動輒名門大學的身分下，我們的職棒球員真的有讀多少書嗎? 至於待遇或環境，別說無法與美日相提並論，組頭的潛在威脅只怕和1919年時的芝加哥相去不遠。與其全然怪罪涉案球員，還不如期待未來聯盟或球團能擔起更多責任。



　　球員都是人，而且都是二十幾歲，幾乎只會打球的年輕人，涉世未深又有比起其他行業更沉重的賢拜壓力，只要碰上不懷好意的黑手，幾乎沒有抵擋之力。法律的歸法律，職業球隊和聯盟如果都不願挺身而出，及早提防黑手，黑鷹恐怕還會遮蔽職棒晴空。由於黑鷹事件，聯盟斷腕成功，讓所有的過錯都成功落在涉案球員身上，從此便忘了，孩子犯錯，家長也有責任。既然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在中學，大學時期好好教育這些只會打球的孩子，多付出一點關心和管教不也理所當然嗎? 我們的棒球員養成從來沒有上軌道過，也似乎從來沒有人想過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教育，不但是球場外台灣的大課題，即使在球場上，該為"作育棒球英材"負責的人，也都沒有盡到最大的責任。